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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提到张良，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形象，却鲜少留意他早年那段孤注一掷的复仇往事。“其先韩人也”这短短五字，不仅点明了他的籍贯，更埋下了后来倾尽家财、博浪沙刺秦的历史伏笔。

　　《汉书·张良传》开篇即言：“张良，字子房，其先韩人也。”这段记载并非简单的生平罗列，而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勾连。张良年轻时未在韩国任职，但随着韩国灭亡，这位贵族后裔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烈转折。面对国破家亡，他没有选择隐忍，而是动用家中三百僮仆的庞大资源，甚至在弟弟去世时都未举行葬礼，只为筹集资金寻找刺客。这种“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”的决绝，源于其家族“五世相韩”的深厚背景，也解释了为何他甘愿冒着巨大风险，去执行那场著名的博浪沙狙击。

　　为了实施复仇计划，张良曾远赴淮阳学习礼仪，随后向东寻访仓海君。他得到了一位大力士，并定制了一把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。这一细节在史书中被特意保留，不仅展示了张良行事的具体手段，更侧面反映出当时局势的紧张与他个人的胆识。从贵族公子到策划刺杀的复仇者，张良早期的这些经历，构成了他日后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之前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　　断代史的开创意义

　　记录张良生平的《汉书》，在史学体裁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。与司马迁《史记》那种贯通古今、起于五帝止于汉武的通史不同，《汉书》专一记述西汉一朝的史事，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。这种体裁由班固创立，此后成为历代“正史”的标准范式。对于研究者而言，《汉书》注重史事的系统性与完备性，凡事力求有始有终，记述清晰明白，为理解西汉历史提供了极为便利且基础的史料支撑。

　　从张良的个人际遇到《汉书》的史学价值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记录的两种维度：一是具体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行动，二是史学家如何通过体裁创新来固化这些记忆。张良的铁椎虽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，但通过《汉书》严谨而系统的笔触，那段关于复仇、忠诚与变革的历史得以完整留存，成为后世研究西汉不能少的依据。